19 南京，南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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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驶向南京像坠入一场梦。记忆里，我和弦弦去南京的次数很多，肯定要多过去上海。但我记不清江元离南京有多远。有时候很近，有时候很远。我怕晕车，所以一上车就闭上眼睛尝试入睡，总是迷迷糊糊间就到了，仿佛抵达南京依赖的不是车辆的奔驰，而是睡眠与梦境。

    我们正穿行在湖底，经由一条隧道，从江元赶往我们此行的目的地。头话。我们像四个低年级的小学生，互相挨着，仿佛是群在寒风里依偎取暖的小兔子，寸步不离地跟着黄老师往纪念馆的报告厅施施而行。

    灯光是明亮的，暖气也开得很足。在报告厅的后排，我们找到了属于一中的座位。一一落座后，老师没说什么，我们也一言不发，似乎只是通过互相看看眼睛确定彼此存在。大大的报告厅里除了走动时的脚步与羽绒服的摩挲声外再无其他响动，这种沉默和寂静如青绿的藤蔓在无形之处攀爬生长。要是有点绿色就好了，就像几天前我重见光明时闪烁在眼前的绿色，它是珍贵的，在寒冷与干枯的时间里。我看到阎希把胳膊搭在了座椅的扶手上，小王子的胳膊又自然而懒散地叠在了他的上面。我们都在等待。

    “老师，学学为什么没来呢？”米乐忽而开了口，大家也都望向黄老师。他没有马上回答，思考般地低了低头。

    “老师，我是说，我们上次替空难的遇难者默哀，学学手上缠过黑纱。我觉得他特别善良，应该也很想来参加今天的和平集会吧。”米乐接着说。黄老师依旧没有回答，伸出手来拍了拍米乐毛茸茸的小脑袋，善意地笑了笑。

    学学呀，真是个怪怪的人。总做出一些让我摸不着头脑的事，有时却也会不由自主地被他吸引。要不是穆铮告诉了我们，我决不会猜到他是黄老师的孩子。即便他们俩都给人一种不受拘束的轻松感，但老师毕竟是老师。学学好像永远精神饱满，有无限的激情和斗志，却总说什么“该死”，一副对很多事都无所谓的表情。我不是讨厌他，就只是针对他的口头禅：我实在不喜欢动不动把“死”挂在嘴边。

    死是不可以随随便便提的，在过年的桌边我被长辈们教育过。或许是它本身太沉重了。一个人的死是悲剧，而几十万人的死更是民族的苦难与伤痛。但是……学学是个不尊重生命的人吗？不是，决不是。我们都看到了那天举向天空的手指和飘飞的黑纱。相信在今天的大课间，集体起立的默哀中，学学和我们一样，低着头，在短暂的时间里思考过自己与这片土地上曾发生过的苦难的联系。

    会不会是这样？一个人越注意一件事，就越会在别人面前装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我是不是也有点这样？其实，我就很在意弦弦呀。他还在的时候我就很在意，他不在以后我更加在意，越来越在意。可他还在的日子里，我对他一直不怎么好吧，老是故意气他欺负他，也许我在用这种方式表达自己对他的在意？真蠢。我应该对他更好一点。

    但学学为什么这么在意死不死的事情呢？他明明健健康康的，家里人也都过得很好……

    也许只是我离他的生活太远了吧。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就算知道了又怎么样呢？我们谁不知道南京大屠杀？可日本人为什么要屠杀？他们是怎么屠杀的？多年以前，作为首都的南京在地狱般的日子里到底经历了什么？我们被杀害的同胞叫什么名字？是怎么生活的？有太多事情是我们这些小孩不了解的了。正因如此，我们今天才要来到这里，认认真真、一丝不苟地看着走上讲台的人，听着他们穿透历史烟尘的话语吧。我们不能遗忘这段历史，就像我们不能遗忘自己的记忆。要是我忘记了弦弦，我就是一个没有良心的哥哥。同样，要是我们忘记了过去，只把它当成漫长时间里一个可有可无的小石子，看到了就踢开，那也是没有良心的。那都是生命，人的生命。它消失了，再也不会回来了。

    但我们能真正接触并复原历史吗？我听到正在发表演讲的人谈到了一位学者，她就是研究南京大屠杀的，写出了书，成果卓著，很了不起。

    可是她自杀了。大家现在在怀念她、纪念她，但她不在这个世界上了。[2]

    为什么会这样？我想问黄老师。也许他能解答我。在我看来他懂很多东西。可是我沉默着，他也沉默着，所有人都在沉默。这是礼貌。我明白，不能在别人说话时插嘴或窃窃私语，但我真的好想知道。

    是不是她真正接触到了那段历史，看到了那种黑暗、暴虐、残忍，那种人无法承受的罪恶？就像一个围着炉火的人，只能把手放在火边烤烤，不能真正把手伸进火里，不然手就要被烧焦。或是一个往湖泊深处慢慢走的勘探员，走得越来越深，就越来越了解湖泊的水质，但最终会被冰冷的湖水吞没？我不清楚。

    有四位老人走上了台。颤颤巍巍，远远望去，他们的面容好像老去的树木。工作人员帮他们搬来了椅子，但他们没有立即坐下，而是不约而同地对满场的人行了一个军礼。他们的手在颤抖，胳膊勉强地抬起，像一段干枯的树枝，礼敬得也不是那么笔直标准，但他们非常努力了，沉重的岁月一定在他们的身体里注入了铅，但仍未使他们忘记自己的身份。一定是军人，参加过抗日战争的军人。[3]

    我下意识地望了望身边的人，我的三位伙伴，还有黄老师，大家都像是个小孩，准备慢慢地、专注地听年迈的老人讲述过去。日本军队的装备很精良，有飞机、坦克和舰炮，无休无止地轰炸，阵地上一片火海。老人说。我们什么都没有，只能挖战壕，躲在里面，等敌人靠近了肉搏。晚上睡在战壕里，没人敢合眼，没人能合眼。

    我那年高二。另一位老人说。他说出自己学校的名字，我们全无反应，那所从未听说过的学校与我们似乎毫不相干。黄老师却调过头轻轻告诉我们，那是我们学校的前身。我们不由得面面相觑。这位台上这位话音沙哑、面如木刻的老人是我们的校友，或者说是我们的前辈。我们与他竟有着那么一点点微弱的关系，穿越了七十多年时光仍没有断裂的关系。在暗无天日的轰炸中，我们的学校曾被夷为平地，只剩两根孤零零的柱子，矗立在漫天的硝烟与战火中。

    想来也是神奇，我们今天的校园何其之大。尤其是市郊的新校区，它大到我们总抱怨它太偏僻荒凉，空荡荡的。它是那么齐整好看，教学楼实验楼体育场应有尽有，以至于我们完全无法想象它曾经只剩下两根柱子。

    不只是我们学校，在战争中被摧残的校园远不止我们一所。“敌能毁之，吾能复之。”老人谈到一位校长说过的话。我们生于南京的前辈不久便投笔从戎，加入军校，接着是去保卫长沙。一个连里有50多位同学，打了一仗，牺牲了37个。[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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